天行健，源自于中国古代智慧典籍《周易》中的卦辞提出的“天行健”命题。《周易》对乾坤二卦的解说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认为自然的运动是刚劲强健的，人作为自然界的成员，是有灵性的高级物种，与之相对应的就更应刚毅果敢，奋发图强，以宽广的胸怀，厚实的美德容载万物，德泽万物。《周易》究天人之际，论变易之道，倡生生之德，强调社会变易的重要作用，推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周易》提出的“天行健”这一命题，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周易》文化中关于发展的思想精粹。
  
一、《周易》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典籍
　　《周易》是中国人民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古人智慧的信息储存宝库。西方文明有《圣经》，东方文明有《周易》。《周易》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被列为群经之首，在中国流传了几前年。即使在李斯建议秦始皇禁书中也只有《诗》和《书》及诸子百家的书籍。李斯建议秦始皇所要禁的书实际上是指民间收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其目的是以利统法度之名，行愚民政策之实，后来竟发展到了焚书坑儒的程度。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周易》还是被李斯将其作为卜筮之书保存了下来。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中就有“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的记载。《周易》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流，而且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周易》蕴藏着哲学、中医、数学、天文、地理、绘画、建筑、预测等诸多信息源，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军事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周易》分《易经》和《易传》，这两部典籍。《易经》和《易传》不仅产生的时代不同，而且作者也不同。《易经》大约是殷周时期的产物，《易传.系辞》所记载的“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应该是可考可信的史料。《易经》是一部占卜之书。古书记载，易有三《易》三义，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据说《连山》是夏代的《易》，《归藏》是殷代的《易》，《周易》是周代的《易》。《易经》用一些简短的文字、符号、古历象数方位表达要义，比喻形象，内容生动，但深奥晦涩，一般人难以理解掌握，就连中国古代圣人孔子都承认他与《易经》相见恨晚以至于未能感悟其中的高深奥妙。《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的“孔子晚年而喜《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正是孔子当年读《易》心境的一种反映。孔子晚年喜欢上了《易经》，但他已经是风度残年，虽然夕阳无限好，毕竟只是近黄昏。孔子深感自己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故而发出了肺腑之言的感慨，说假若时间能够多让他活几年的话，他便能够对《易》学的研究达到文辞义理兼备充实的程度。后来，孔子的弟子们把孔子对《易学》的研习体悟，在诠释《易经》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理成《传》，也就是《易传》。孔子学《易》十分勤奋，曾经把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三次。这便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说的“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易传》后来出现了七种解说，内容包括《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十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易经》的经文，这十篇就好像是经文的羽翼，因此古人又称之为《十翼》。其中，《文言》分两节解说《乾》、《坤》两卦的象征意义，《彖传》解说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辞和每一卦的大致含义，《象传》解说各卦的卦象和各爻的爻象，《系辞传》全面解说《易经》的经文，相当于《易经》的通论，《说卦传》解说八卦的对应意义，《序卦传》解说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揭示天地万物生成化育的关系，《杂卦传》解说相反相成事物存在的卦旨卦意。到了汉代，人们把《易经》和《易传》合二为一，并统称为《周易》，致使《易传》与《易经》享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实际上《易传》则是后人对《易经》的一种解读注本。众所周知，孔子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易传》是他的弟子们所作，成书应该晚于孔子的有生之年，如此推断，《易传》大约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产物。又根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三号汉墓发现的《周易》看，其中除有《经》外，还有《传》的《系辞传》部分和几篇佚文。其中的《系辞》并没有分上下，前半部与今本上篇基本相同，后半部与今本出入较大，今本《系辞》中的一些段落却在帛书的《要》篇中，而今本《说卦》开头的三节文字，却又在帛书《系辞》的后半部之中。如此看来，今本《系辞传》和《说卦传》的基本内容大约形成于战国末年，而《文言》、《彖传》、《象传》、《序卦传》、《杂卦传》也可能是战国后期的作品。从《易经》和《易传》前后时间跨度上看，相间七八百年，著书的具体时间和作者均难以考究。
　　尽管古人大多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资料记载推断《周易》为周文王所著，但仍然缺乏强有力的说理依据。别的不说，就司马迁的《史记》资料记载而论，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第四》中记载的“西伯曰文王”和“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因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也并没有肯定《周易》就是周文王所著，只是说周文王增补了《易》中的八卦到六十四卦。而且，这里也隐含着《周易》实际上早在周文王之前就已经存在，周文王增补《易》只是他学习研究前人成果的一种收获进而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罢了。当然，这里也不能排除周文王是在进一步研究自己成果的可能性，就象当今的作者修订再版自己的个人著作一样。问题是，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也许司马迁本人就认为这个问题无从考究清楚，因为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考究清楚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含糊其词的。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易道深，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看，《周易》历经了三圣三古，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多和旺的象征含义，老子就有三生万物，民间也有三多财的说法。这里，班固所说的三圣，指的就是伏羲画卦，文王演卦，孔子传《易》的典故，反映了《周易》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过程，其时间人物跨度相间较《易经》和《易传》更大更远。伏羲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一位东方智者。相传在五千年前，伏羲统领着中国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据说他能上观天文，下观地理，善于体察感悟天地万物的变化发展。有一天，伏羲在黄河边发现河中浮出了一匹龙马，龙马把一幅奇特的图带给了他。伏羲仔细研究了那幅图，发现与自己多年观察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不谋而合。于是，伏羲在此图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思考，画出了另一幅新图，就是人们常说的伏羲八卦图。这张八卦图就是后来《周易》的源头活水，这在《易.传》中也有文字记载。《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河出图”就是对这件事的历史记载。这就是伏羲画卦的典故。伏羲画卦之后，过了两千多年，也就是到了中国古代的殷周时期，出现了《史记.殷本纪第三》记载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的局面，西部小国周逐步崛起。正如《史记.周本纪第四》所说，“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各诸侯听到这件事，也都认为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应该是受天命得天下的君主。西周崛起的事也同样引起了殷纣王帝辛的注意，于是，纣王诱捕了周文王，并把他囚禁在羑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汤阴县成北的羑里。纣王不仅施暴政，而且贪色敛财，人们对他早生怨恨。而周文王则施德政，礼下贤者，深得人心。在闳夭等人的帮助下，通过殷的宠臣费仲向纣王进献了绝世美女和许多奇珍异宝，纣王非常高兴，高兴得那双色迷迷的眼睛只剩下一条缝隙，已经看不清许多事情的真相了。也正如《史记.周本纪第四》上所说的那样，“纣王大说，曰：‘此一物足已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纣王释放了周文王。周文王虽身陷牢狱，但思想活跃，他在被囚禁期间，仍坚持学习研究先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心得体悟，将八卦增至六十四卦。这便是文王演卦的典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又在先人的基础上对《易经》进行了诠释，他的弟子们将他的释义加以整理，记录成书。这也就是孔子传《易》的典故。《周易.系辞下》也明确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注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曲要，唯变所适。”认为《周易》成书历经了许多人的不断流注，因而屡屡异动，变化不定。可见，《周易》非一时一人所作，即便是同一篇，也可能经过前后多人的修补整理，才形成今天所见到的版本。《周易》实际上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观察自然、认识自然变化规律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它弥纶天地之道，是一部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的智慧典籍，是中国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天行健是《周易》重发展的典型
　　《周易》卦辞提出“天行健”的命题，是中国古人上观天文，下观地理发现的自然运行法则，强调的是自然运动的刚劲强健、锐不可当的变化发展趋势。古人的思想到此并没有结束，而是由此推物及人进行了发挥，要求人类应当效法这种自然运行的法则，也就是《周易》卦辞上所说的“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周易》讲究的就是天地万物的变化发展。前面讲到古书记载《易》有三《易》三义，只介绍了三《易》而没有提及三义。古书记载的《易》中三义，一是指简易，认为《周易》记载的内容简单明白，二是指变易，认为《周易》主要讲变化发展，三是不易，认为《周易》还探讨了变中之不变。《周易》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卦的变化。人们常说某某人说话不算数，容易变卦，讲的就是这个人的思想意思表达变化太快，而这种说法就是源于《周易》卦的变化多端。《周易》的卦，又分卦象和卦爻辞。卦象由阳爻和阴爻组合而成，阳爻用实线“—”表示，阴爻用虚线“－－”表示。卦爻辞是对卦象和爻的意义解说，每一卦都赋有卦名，每一爻在不同的组合中意义也都不相同。每一卦都有六爻，一般自下至上分别为初、二、三、四、五、六，阴阳有别，阴爻为六，阳爻为九。也就是《说卦传》所说的“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古人占卜凶吉一般依据卦象和卦爻辞进行判断。《周易》认为，阴阳运动变化的性质是不同的，阳升阴降是一条普遍法则，若阴阳之交则吉，阴阳相离则不吉。也就是《系辞下》记载的“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周易》的卦象，每一卦只要变动其中的任何一爻，大有动一发而牵全身的变化，原来的卦象也就变成了别的卦象了，不同的卦象意思也就不同了。古人占卦时，在具体操作上，有的占卜者利用绳结解套的办法，有的占卜者将刻有正反代表阳阴的卦物（后来有的占卜者利用古铜钱为卦物）置于掌心后抛掷于地。不论采用那种方式测卦，都需要用意念，意念问卦之事，使念力作用于卦上。古人认为天人可以相互感应，人体本身作为一个感应器，具有一定的预测信息功能。万物均有引力，地有地磁场强，生物有生物场强，人通过人体生物场强和天地万物场强相互交感形成易场强，天人交感使易场强发生运动，反映相应事物的阴阳变化，进而达到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心想事成的功效。占卜者为了精确推算卦象，往往在占出本卦之后，还要察看卦的变化走向，又需进一步占卜之卦。多次重复打卦计算阴阳卦爻出现的概率进行推测，通过本卦和之卦之间的卦爻变化来判断吉凶。
　　《周易》是不断变化的产物。易，本意就有变化之义。《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中变化的基本要素就是阴（－－）阳（—），天地之所以有千姿百态的万物和万物之所以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即《系辞上》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以天地人三才为其研究对象，三才各具阴阳，也就是《说卦传》所说的“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因而《周易》通过六爻的变化生成八八六十四卦，爻变导致卦变，从而使卦象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见变化在《周易》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关于变化发展，在《易传》中有许多记载。《系辞上》开篇就说“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又说“圣人设卦观像，系辞焉而名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像也。”“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生生之谓易，成像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之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一阖一辟谓之变”《系辞下》开篇也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接下的篇章中也多处论及变化问题。如第二章就讲“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第十二章又讲“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说卦传》也讲“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序卦传》以生论变，认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物不可以终动”，“物不可以终止”，“物不可以穷也”。《杂卦传》则以革旧鼎新论变，提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事实上，所谓的变化，无非就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进退，不论进还退，从哲学的层面上讲，都是一种发展，进，是向前发展，退，是向后发展，只不过发展的意义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注重发展是《周易》的一个明显的特征，而天行健强调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发展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要义，体现了《周易》重发展的典型。
　　　
三、天行健发展问题的当代文化反思
　　反思文化是为了发展文化。《周易》文化流传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价值为后人所珍藏，以其深藏的智慧为人们所开发，以其显著的色彩为社会所扬弃。当今文化思潮，多元价值观念形成主流，当今世界发展，多极格局主事趋势明朗。一种声音，一个腔调主台唱独角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传统的东西，有好的，也有坏的，有精华，也有糟粕，那种假借扬传统文化之名，行复古主义之实不仅对当代文化发展无益，而且有害。对待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时代所用，为发展高歌。因此，在继承《周易》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审视，明辨是非，分清良莠。《周易》作为中国古人的一部卜筮书籍面世，其神秘主义色彩是不言而喻的，就其发展变化而论，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神化论使《周易》象数变化蒙护着神秘的面纱。《周易》所谓的象数，就是指卦的卦象和爻的位置和奇偶数，《周易》依据象数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占卜吉凶，《易传》为此进行了神化，认为卦象的变化是出自神的意旨，因而得出客观事物因卦象而生而不是卦象反映客观事物这样的荒缪结论。《系辞上》记载说，“天生神物，圣人执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像，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孔子在《易传》中也认为，天地万物的变化法则就是鬼神所为。他说，“知变化之道者，知其神之所为乎！”显然，这是典型的卦象神化论。《周易》对易数的宣扬更加显得神乎其神。《系辞上》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树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像两，挂一以像三，揲之以四，以像四时，归奇于扐以像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周易》在这里把整个天地万物的变化都说成是鬼神所为，是用简单数字推演的结果。更有意思的是，《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的变化本身是不会思维，处于“寂然不动”的无为状态，但由于受到感应之后则能够出神入化，达到“通天下之故”的境界，而且导致这种高超境界的不是人而是一种是十分神秘的“至神”在起作用。
　　循环论使《周易》变化发展披挂着神秘的外衣。前面介绍了古书记载《周易》三义中的变易。其实，《周易》在主要论述变易的同时还论及了不易，即变中之不变。《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终究是不变的，变也是为了不变才变，从而陷入了循环变化的怪圈。《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变”成了手段，不变，也就是所谓的“久”，则成了目的，希望以不变应万变，最终达到“久”，也就是不变的目的。显然，这与前面讲的易道屡迁，变动不居，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周易》还直接提出了原始反终的观点。《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序卦传》也说，“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周易》把变化发展归结为终则有始，无往不复，认为循环往复是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则，这种变化发展循环论，把原本高谈阔论注重运动变化发展思想的《周易》披挂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变化发展的问题复杂化。从《易传》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当时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其中对《周易》的解说辞之所以出现了循环论，实际上就是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然衍生法则推演到人类社会，为天尊地卑，君终为君，臣终为臣，官终为官，民终为民提供伦理支撑，为维系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又为《周易》披上了封建统治的外衣，这不能不怀疑《周易》又沾染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进化论使《周易》天行健命题与时俱进，呈现勃勃生机。达尔文的进化论讲的是自然生命现象的运动法则，生物界肉弱强食，物择竞天是自然界生命运动的规律，将这一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为此，历来意见分歧较大，不置可否。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在于要将进化论导入整个人类社会，而是在于要用进化论的发展思想看待天行健这一古老命题的当代文化价值。就字面上看，天行健似乎同样附有某些神秘主义的色彩。按照《周易》的观象取义，人大封顶则为天，天尊地卑，晋升为贵。逾天出头则为夫，凡夫平庸为下人。天，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奇意义的概念，如本原之天、宇宙之天、自然之天、地上之天、法则之天、神庭之天、权力之天等等。但实际上，天行健的生命力不在“天”而在“生”，天德曰生，而“行”表明了生生不息的变化发展性质，“健”反映了这种变化发展的刚健强劲程度。从《易传》解说《周易》的十篇著作看，尽管论及了诸多方面的内容，但究天人之际则是它们的共同目的。《易传》中不只一次地提到了天地人并称三才，触及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天人关系的问题。关于天的含义，《周易》提到了神和自然，但综观《周易》各辞传章节，《周易》提出的天行健命题中的天，则明显是指自然而不是神。关于《周易》的文化精粹，前人总结为《周易》的三义，即前面介绍的简易、变易、不易。其实，《周易》还有一个重要的本根，那就是“生”，用“生”来阐述生命的问题。不论是简易也好，变易也罢，即便是不易，也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系辞上》则直接提出了“生生之谓易”的论题。阴阳八卦，天地乾坤，不论其如何变化，其落脚点都归结到了《系辞下》所说的“万物化生”上。可见，《周易》的简易、变易、不易、再加上生生，这四义而不是前人所的三义，共同构成了《周易》文化的理论潜质。因此，天行健从本根上道出了《周易》文化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体现了《周易》的根本旨归。紧接着在《周易》提出天行健命题之后所提出的“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天行健相配，更是《周易》将天道运用于人道，闪烁着发展问题人文精神的时代光芒。以人化文，以文化成，生命不息，天行不止，使人与自然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便是天行健魅力的时代召唤，这便是《周易》文化的精粹。（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