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问题是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的中西哲人殚精竭虑，迄今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就常识而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流动过程之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则是相对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国的孔子也对流逝的江河川流感慨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古今的哲学家面对现象界的“变动不居”，总想从“变动”中找出“不动”以作为“存在之根据”，否则，变动的现象总会趋向灰飞烟灭，存在岂不时时沦没于虚无之深渊？为了拯救“现象”，必须找到现象背后的“本体”，“现象”生灭无常，“本体”则如如不动，由此说明“存在”的必然性。西方哲学由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由数学思想得到启发，形成了柏拉图的“理型”说。柏拉图的“理型”说对于西方思想影响至大，关键在于其根底处的“数学思维”。数的确定性及其形式联系可以自成系统，不受具体事物之影响，因此古希腊哲学家也确信“理型”可如数一样脱离现象世界，依据其形式联系而说明世界、解释“存在”。换句话说，“现象”有生灭，而“理”无生灭；“现象”有运动变化，“理”则无运动变化。中国古代哲学家朱熹曾说 “理”是一个“洁净空阔的世界”，这一说法，就有些“柏拉图主义”的味道。
　　柏拉图主义以“理型”说明了现象背后之“不动”的“本体”，这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存在”的确定感，但另一方面也割裂了现象与本体之间的联系，由此也将动与静对立起来。巴曼尼德早就说过，存在就是存在，非存在就是非存在。由巴曼尼德、柏拉图这样的形而上学哲学家看来，动就是动，静就是静，二者截然对立，毫无调和、融通的可能。西方人由数学思想出发，执著于“形式系统”，由此苦心探索，终于发展出一套庄严宏大的形而上学系统，并由此开展出科学思想，影响人类命运至深至远。但这一套哲学系统也有其根深蒂固的弊病，原因就在于它割裂动静，或有动而无静，或有静而无动。“有动而无静”殆如浮士德之开辟新天新地，“有静而无动”则如中世纪基督教士之默祷潜修，作为人生形态而言，二者均有偏执之处，因而始终无法在“动静合一”之处为人生奠定一个合理的根基。
　　动静是否绝对对立呢？这在中国哲学家看来是不成立的。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动与静的关系，就如同光明与黑暗、白昼与黑夜一样，谁能说明暗、昼夜是截然对立的呢？实际上二者相互依持、相互涉入、互补对生，黑夜中就有白昼，白昼中蕴含黑夜，如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墨迹与“留白”虽有黑白之分，但这区分却不是“硬性”的，而总是在水墨氤氲的边缘处“暗通款曲”，相摩相荡，融为一气。此即老子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此理至深至妙，悟得此理，则画为神品，诗为佳作，乃至于百家众技，凡有所得者，无不以此终极性的见识为其根基。
　　在中国哲学中，这种互补对生的见解也贯彻于动静问题中，即认为动静互相涉入，不可割裂而生“定相”。如东晋僧肇所论：“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也就是说，从思想的终极处而言，是“动静未始异”，如果缺乏这种思想的终极视野，硬性区分动静，那就是“惑者”之见。
　　中国哲学家中，对动静问题有比较系统阐述的是宋代的周敦颐。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论“太极”之动静云：“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里描述的是一种动静互为根本的状态。在《通书》中，周敦颐又论动静关系云：“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论述动静，分“物之动静”和“神之动静”两种：“物之动静”是有动则无静，有静则无动，动静相互割裂而各自体现为“定相”；“神之动静”则从根底上就区别于拘执不通的“物之动静”，“神”虽有动静，但没有“动”与“静”之“定相”，故“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但又非“不动不静”，而是以一种根本性的方式化除了“动静”之相，从而呈现出动静互补对生、相摩相荡的终极态势。
　　周敦颐论述的“动静观”，其深刻之处在于引入了佛教中观般若学说的“双非”思想模式。中观学的根本识度在于不承认任何可用概念、名相把捉的“现成之物”，因此要用“非此非彼”的方式破除一切概念思维的幻术，从而达到并领会人的“实际生存情境”。从中观学“非此非彼”的思想维度出发，必然反对将“动静”割裂的做法，因为“动静”割裂的后果是将“动静”凸显为意识层次上的“现成之物”，而要领悟到真实的“动静”，就必须不落两边，化除、还原意识层次上的“动静”之“相”，从而领会那互补发生、交融激荡的原本意义的“动静”。如果用中观学来理解周敦颐的“动静”说，似乎可以认为：意识层次上的“现成化”的动静就是“物之动静”；前反思层次上的原本的“动静”才是“神之动静”。“物之动静”有概念化思维的“定相”，非动即静，非静即动，因而拘执不通；“神之动静”则化除了动静之“相”，在一种更为原本的境域中将动静融为一体，交互发生，因而能神而化之，“神妙万物”。
　　周敦颐的“动静观”体现了中国哲学对于“动静问题”的终极识度，以后的宋明诸儒虽然对这一问题有很多议论，但均不能达到周敦颐思想的深邃和明澈，原因在于宋明诸儒理解的“动静”有不同程度的“现成化”倾向，不能维持住中观学由“双非”而开辟出的氤氲激荡的思想终极境域。周敦颐的“动静观”不但影响了宋以后的理学发展，也对中国的医学、养生、技击等“百家众技”有深刻的启发作用。明清时期的中国医学和武术，有许多流派即以周敦颐的“太极”说作为理论基础，著名者如元代医学家朱震亨的“丹溪医派”，明末清初武术家陈王廷的“太极拳术”等。这些民间性的技艺之所以能够繁衍发展、传承不衰，归根结底，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终极视域和原本性“动静观”有关系的，这其中的联系，还值得我们仔细探究。（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