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敦颐为代表的宋朝儒学家们，立足儒家思想的本源，汲取本土道家思想和域外佛教思想的营养，丰富儒家学说，赋予儒家思想新的形式和内容，践行儒家理想人格，使儒家思想步入发展的新阶段。以周敦颐为代表的宋朝儒学家们的思想一方面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使儒家思想达到极致，另一方面，也使儒家思想步入一条自我封闭自我保守的思想模式。本文以周敦颐静修思想为主，辨析其形成的脉络、社会价值以及实践意义。
    一、静修思想的本源
    “静”在周敦颐的学说中是非常重要的哲学范畴。其《太极图说》云：“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圣人把握了阴阳两极至中至和而实现静，此为人世间的太极。换言之，自然界的太极是阴阳两极的相对静止状态，圣人能够把握之。他进一步论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圣人能够把握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的规律。周敦颐受太极启发思考静是承道于道家，但他的静和道家的静是有区别的，道家的静是顺其自然的静，将个体置于自然，交于自然，然后听命于自然，顺从于自然的静，这是消极的静。而周敦颐的静是将个体置于社会，从中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积极主动的静，是承儒家修身自律而形成的静。也就是周敦颐的静是将个体的欲望克制控制自律以后达到人生的一种完美的境界。同时，周敦颐的静也吸收了佛教静修自我，万念俱空的超然之情，但周敦颐吸收佛教思想却不逃避现实，并蕴含一种社会担当意识，因此其静修终归是儒家入世的哲学，是为现实服务的。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周敦颐的静修思想是立足儒家修身本源，汲取道家太极阴阳平衡协调之理，吸收佛教超凡脱俗的思想而形成的修身思想。
　　二、静修的社会思想背景
    周敦颐从塑造个体人格入手，躬身饯行了儒家独善其身的修身理念，这与周敦颐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朝以后自身的要求是分不开的。周敦颐生活在北宋1017年到1073年这一历史时期，周敦颐出生时在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已经立国57年，此时是宋朝前期。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人民生活暂时安宁，休养生息成为所有人的期盼。
    从中国历史进程看，每一个动荡的时代结束以后，统治者都奉行静的理念，以静制动，以静守动，使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实现社会短暂的安宁和稳定。结束五代十国纷争不断的历史建立起来的宋朝，也急需这样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实现王朝的秩序构建和思想平复，静的思想成为上上下下的愿望和社会的必然选择。
　　这一时期，在中国社会思想领域，从东汉传入的佛教一直与本土思想意识互相吸收互相排挤，经过唐朝儒佛之争，到五代十国时期佛教以不可抗拒的姿态被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接收膜拜，其经历了波澜壮阔的自我发展过程，到此时它急需和本土儒学达成思想的协议，开始新的转机，佛教自然地被儒学所接受。这与宋儒面临拐点寻求新的发展的思想吻合，佛教进入儒学领域。佛教思想通过静修超脱的觉悟，受到周敦颐的赏识。
　　另外，影响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学经过西汉初期以来一千年的发展步入一个拐点，在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和较量后，它需要重新思考自我，审视自我，强化自我，开始新的起步。儒学在自我审视中，学习吸收了两种思想，一种是本土的道家思想，一种是域外的佛教思想。从这两种思想汲取营养，强大自我，丰富自己的内涵。总之儒学需要寻找在道、释、儒之间共通的节点。
　　社会的、思想的发展不约而同地寻找呼吸相的结合点，这些需求刺激产生了周敦颐静修人格的哲学思想。周敦颐承担了这一思想责任，寻找到儒释道三家的共通结点，并加以调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认识。这个节点就是静的思想，通过将道家之静和佛家之静与儒家静修思想的调和，将儒学特有的修身之学推致极致。
　　三、儒家修身之学
    中国的修身之道源远流长，本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儒、释、道三家都讲修身，儒家修身注重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修身为了更好地治国平天下，理想是成就内圣外王之道；释家修身注重修心，是为了解脱世俗的苦恼，忘却肉体的痛苦，理想是成就佛果，达到精神上的超然和解脱；道家修身顺应自然，谦卑自然，注重养生，修身是为了恩宠于自然，从肉体上超越生死，理想是成仙得道。
　　各种修身都有其所需和追求，周敦颐却以儒家为己任，致力于儒家的修身之学，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如前面所论，在求静的社会和思想氛围下，周敦颐是顺应时代的需求，承担了时代的思想；二是儒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仍然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推崇和呵护，其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需求，能够被封建专制统治接受和欣赏。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需要两种人，一种是俯首听命的老百姓，一种是具有社会担当追求人格高洁的士人。周敦颐顺应了中国社会的思想需求，实现了自己的鸿儒夙愿。
　　儒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的精神学说，在本质上是倡静之学，以一种依附于政治统治的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自身没有动的能力和需求。经过唐朝与佛的较量，儒家更要守住自我的基点，即静。通过实现极致的静来保存自我，周敦颐的思想就是适用这一儒家的要求形成的。以后儒家经过朱熹的发展可以看出，宋儒们将这种静推到极致。其中朱熹将人所有的自然欲望都灭绝，他认为有欲就有动，灭欲就灭动。这是儒家静修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在本文议论之列。
　　儒家的修身不仅仅是为修身而修身，不是为个人的快乐而修身，而是为国家的责任和社会的担当而修生。儒家将修身之哲学上升到家国爱恨的高度，以人格是否有利于家国爱恨的角度判断之，如果你的个人行为不利于国家和社会，那你就是失败的，如果有利于家国利益，那就是成功的。这是儒家人格哲学的特点和局限性。儒家修身不是解决生命个体的困惑，而是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困惑，是以个人人格的完整达到国家社会需要的理想。
　　儒家致力维护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是君主专制制度，是曾经的周王朝为其体制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礼仪规程，但这种利益规程由于以血缘为纽带，最终成为限制社会发展的羁绊，其处于被解开和丢弃的境地。以后封建郡县专制集权体制建立后，急需某种思想附和它，由于儒家修身自律的家国意识能够给专制统治者提供生存的思想基础，因此很快受到统治者的欣赏，并邀请成为统治集团的座上宾。
　　儒学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后，经过汉朝，到宋朝已经主宰人的思想意识达 百年，中国封建社会也经历了形成发展的风风雨雨。在儒家那里，何谓修身？修身就是通过个人的自律、克己、学习、教化使自我达到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孔子由此制定出了一系列的礼仪规范，供人们学习、遵守。修身在人性本质的哲学基础是性本善，人性本善，可为什么会有不善之举呢？那就是社会的熏染和侵蚀，使人从善变成恶。因此，要学习教化修身自我。
    儒家修身的方法有不少，主要有两点：一是慎独。儒家提出慎独的思想，既当你独处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保持君子风范，而不逾越规矩，稍有闪失。无人约束你的时候和友人约束你的时候是一样的，在什么场合和环境，都要显示出你修身的诚意和一贯性。儒家明白人的修养有蒙骗众人眼睛和耳朵的嫌疑，有的人满嘴道德，滔滔不绝，在背地里却作恶多端，有的人表面上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暗中阴险歹毒，邪恶无耻，这些人都能蒙骗别人的眼睛和耳朵，混淆视听。其修身成为为其获得名利的招牌和幌子。要杜绝利用修身之义而给自己披挂彩衣的伪善行为，就要提倡修身的独处，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做到始终如一，不敢怠慢，“不欺暗室”，“无愧屋漏”，保持人格的尊严和高贵，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
    另一点是反省。儒家认为君子应该反省。是人都有缺点，都会犯错误，所谓“不畏过，而畏无耻”。只要善于反省，就能及时更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你的身心端正。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呢？一个人可以反省，如果他反省不了自己，怎么办呢？那就要思贤，见贤思齐，看到贤良之人要想到和他一样，通过榜样的力量塑造自己。见贤思齐是儒家反省的一种方法。通过观察贤者之举对照自己，参照自我，看自己还有无不足的方面。孔子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思考，将中国历史上的贤者做了总结，认为尧舜皆贤人。儒学以圣人为理想人格，自然要人们仿效圣人。如何仿效呢?《易传·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圣人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表达了所有的意思。提倡学习的同时，儒家鼓励人们学习圣贤，不要以为圣贤可望而不可及，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圣贤”道德平等观点。只要我们见贤思齐，注意自我修养，能反省自爱，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的。
　　四、道、佛的静修思想
　　周敦颐从道家学说汲取营养，丰富完善儒家学说。在先秦思想史上，道家比儒家更早，道家从自然的本源和自然法则入手思考人，儒家从国家和社会需求出发思考人。道家更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儒家更看重人的社会属性。在道家那里，人是自然的，人应该按照自然法则生存，自然法则就是自然规律。道家认为自然界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人作为自然之物，也有其规律，由此发现了阴阳学说。人也由阴阳构成，人要尊重自身的阴阳。阴阳之学就是动静之学，自然界一切都动静互参，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之极为静，静之极为动。道家发现自然界的动静之变思想终归要被人们使用，道家将其发展形成了一套黄老之学，即按照道家创始人认识世界的理论把握自然和社会的学说。道家思想应用到社会的那一部份就是静，以静止动，以静观变。在阴阳之学里，阴所体现的静态更符合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人民要顺从忍受温顺，统治者也要学会休养生息，不折腾民生，双双都需要静，以达到社会的稳定安宁。
　　在儒家那里，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应该遵守社会法则，而儒家眼里的社会法则就是礼仪规范和社会秩序，这些礼仪规范和社会秩序已经实践，是先祖发现并饯行了的，但我们将其破坏毁灭，现在要恢复这一套社会法则。儒家认为，恢复社会法则的基点就是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克制自己的欲望，实现社会的有序和仁义。对统治者而言，要学会仁义，对个体的被统治者而言，要学会修身，这样，就能达到互相的协调的有序，使社会步入和谐安宁的状态。
　　周敦颐寻找到道家和儒家的共同点都以静为点的思想点后，从中国哲学思想的本源太极入手，思考道家太极阴阳之学。其《太极图说》开宗明义，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静一动，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含而凝。乾道成男，坤造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功而善战分，万事出矣。”由太极阴阳交合生成五行而得出人是万物之灵秀，其有五性，五性为其善恶。人如何杜绝善恶，那就要求静，凡事求静便不可有善恶，静可将善和恶都灭掉。因此，静修身是周敦颐从道家和儒家里寻找出的契合点，以此为原点，达到修身自我，杜绝善恶，使五性不互相激荡，达到美的人生境界。
　  周敦颐还从佛教汲取营养，阐述自己的静修之说，他将佛教的吉祥物莲花引入到其修身思想中，达到修身的绝美境地。莲花是佛教的吉祥物。莲花以其清雅、洁净而受到佛教徒的推崇，寄托了他们脱俗的以到达理想境界的愿望。《楞严经》云：“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莲上……”。《维摩经·佛国品》曰：“不著世间如莲花，常善入于寂行”。《诸经要解》说：“故十方诸佛，同生于淤泥之浊，三身证觉，俱坐于莲台之上”。莲花表示由烦恼而至清净。说明它生于淤泥，绽开于水面，出淤泥而不染，均有深刻的人格涵义。同时在炎热夏季的水中盛开的莲花，给人们带来清凉的感觉，产生远离烦恼的意象。莲花是生于佛国净土的圣物化身。佛祖救世出于淤泥间的至神。
　　周敦颐从佛教的静修思想和莲花吉祥获得灵感，再次感受到静修乃世间做人的第一法宝，塑造出寓人于物的花中君子莲花，以莲花寓人，中通外直，婷婷玉立，显示出高贵典雅，洁净纯粹的美，挥笔写下寄托自我人格追求的《爱莲说》。关于周敦颐与佛的关系如前辈学者所言：“而周子致力于老庄佛教（于禅宗尤甚）以得其所学说，则无可疑义者。”(林科堂：《宋儒与佛教》，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印。)“周子之思想为佛教的，然其以新题为无思，以为中含动而为吉凶，悔吝之几，又以为由无欲慎动，复不善之动归于无妄静虚之本，即有通明之用。是又用易系辞寂然不动感而随通语，殆必受之唐之李翱与？此在禅宗言之，则云定慧，在天台宗言之，则云止观，实则内容即禅也。易之寂然感通，中庸之自诚明。其“无思而无不通者为圣，则明为禅的。”(林科堂：《宋儒与佛教》，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印。)”其《宿崇圣》一诗文，也反应了其接受佛教空静的思想，“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始觉空间客，不生浮世愁。温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楼。彻晓都忘寐，心疑在沃洲。”
　　从静修到莲花，周敦颐将自我人格经过完美的诠释，终于找到了一个人生的终结点和精神寄托，吸收其他学说和思想，为儒家的修身服务。从而使儒释道的思想得到完美结合。他终归是个儒家，因为他的学说以儒家为平台， 在静修思想之下，周敦颐又得出一个理念，那就是诚的思想。他认为阴阳互化是因为阴阳皆守诚，各守其份，以诚相待，达到生成五行，继生万物的目的。他将道家的自然之理引入人世，认为人也因以诚为要义，守候自我，善待万物，达到互相的协调。诚是一种守候，而守候则需静，诚则守，守则静，以静待变，以静化物。这是周敦颐人格塑造的逻辑推理。动静是中国易学的基本命题，它们互相转化，互相依赖，互相支撑，而周敦颐为什么选择用静来休养身心，用静观察万物，如前所述，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和儒家发展的特殊阶段。
　　诚和静是一本两体，都源于太极阴阳中阴之理论。在社会的阴阳构成中，诚为本，可以友善阴阳。不管是阴，还是阳，都要以诚为先。诚能使阴阳达到互依互存的目标。诚并不是不动，诚到极致就能动，如其通书《通书》第三十五章拟议云：“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则由诚导致的变化时友善仁义的，因此，其变化也会往友善仁义的方向发展。另外，在阴阳一体中，阴静更需要以诚承托阳动，达到自我的完美和深沉。就个体而言，将自我置于阴精的一方，成全别人，是为高尚的君子。在儒家哪里，诚是君子应该遵守的基本道义，与仁义并重，有诚才能有仁义，无诚则无仁义。诚是一种成全别人的心态和气度。在佛教那里，诚是自我的超脱，与万物同修，诚于己心，不欺骗自己，尽心修炼，达到超然脱俗的无我状态。周敦颐诚的思想和静修的思想是一脉相承，是一本两体。
　　五、静修思想的哲学价值
　　周敦颐以儒家本源的思想修身为基础，尊崇道家自然之性，揉和佛教静心脱俗，探索儒家理想人格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理，完善儒家学说，并躬身实践，自律自爱的正人君子，为后人树立起一座人格的丰碑。在周敦颐那里，一个修身自我的人就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周敦颐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社会价值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个性化发展的时代，更需要提倡个体生命修身的完美和人格的高贵。无疑，周敦颐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理论和实践借鉴，他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需要心灵的安静和滋润，需要用传统文化来抚慰人们的心灵。在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建构中，周敦颐修养自我的精神仍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这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瑰宝，更是华夏文化的璀璨结晶。(作者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所研究员)